杨一专访：有意思的人就是无所事事的人

　　杨一专访：有意思的人就是无所事事的人

文/胡远行

我1994年认识杨一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旁边的街心花园里唱了两年。在此之前，他修理过电器，做过生意，学过美术。杨一觉得，10年后他还能坐在那里唱歌，和这段社会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”我正好反过来，很多人理想主义的时候，我是现实主义”，所以当他转为理想主义之后，因为了解其中的运转机制，能够扛住很多诱惑。
10年来坚持在街头唱歌，杨一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个。今天和10年前相比，杨一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如果说区别，就是当年他以此为生，而现在，他只是坐在那里唱歌，呆着。
杨一是个细腻而快乐的人。10年前他在自己的租住屋里用吉他和口琴为一位将要上路的朋友唱起《那时的心情》：”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哥们已离家出走，不论你在哪里流浪都有关心你的朋友……生活像歌一样不停地唱，我要做的只是从这一站到下一站”，在少年的我的心中留下无法忘怀的记忆。10年后他来参加上海民谣节，在台下我说起往事，他在台上又唱起了这首歌。那个离家出走的哥们仍然在无所事事的路上前行，杨一说有意思的人就是无所事事的人。10年中，杨一写着新歌，也唱着老歌，因为他的生活和信念没有改变，他没有不堪回首的日子。
访谈是在当年一位朋友开的茶馆里进行的。茶馆就座落在天安门旁边的一条胡同里，一出门就能看见中国最典型的街头。这里也是杨一现在生活三点一线中的一点。另外两点，一个是家，一个是美术馆。采访正值五一期间，茶馆外人山人海，据说窦唯也是这里的常客，那天他去广场看风景了。在这样一个懒散的地方，杨一给我看了他和茶友们自制的画册，上面是一页又一页用各种材料涂抹的稀奇古怪的画儿和打油诗。他说他们正在画第三本。
访谈尽量保留了口语，与其说是访谈，不如说是一次午后的闲聊。

ArtWorld：在选择美术馆之前有没有选择过其他的地方？
杨一：没有，因为我喜欢画画，时常到美术馆看画展。发觉那个地方很好。
ArtWorld：在你决定到美术馆前唱之前，比方说在广州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
杨一：年轻的时候，都喜欢在小花园里，哥几个就疯唱。还有出去玩的时候，都带着琴，也会唱。
ArtWorld：你当时在北京住下来以后，因为我也去过广州，其实南方的街道大都细窄，但是北京不一样，绝对空旷，特别巨大的感觉，你当时有没有陌生的感觉，或者说在很空旷的空间中，有没有很忐忑的感觉？
杨一：92年的北京，还是没那么糟。还不像现在这样，美术馆的有些街道还是很窄，感觉不是很陌生，但在广州，你会有随时都会被吃掉的感觉，在广州的街头你不想多待。当时在北京感觉舒服多了。
ArtWorld：当时住在？
杨一：圆明园。
ArtWorld：那你每天就是从圆明园到美术馆？
杨一：是。每天从圆明园坐车到美术馆。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堵车，很快。坐332到动物园，再换111。
ArtWorld：当时，坐着车，拎着琴盒，有没有道路以目，所有人都看着你？
杨一：没有，虽然没有人看着我，当时在美术馆呆着，挺踏实的。
ArtWorld：插一句，现在你觉得10年了，周围的人，街上的人，对你来说，变化大吗？
杨一：我觉得变化挺大的，我觉得这几年，人变得冷漠了，不想去关心周围的人，很冷漠的。当时的文化气氛比现在好。现在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气氛。当时美术馆有个什么展览，都会很多人跑来看，现在你看，美术馆冷冷清清的。
ArtWorld：都跑到画廊去了。
杨一：是啊，因为现在什么都讲商业了。不想以前，有思潮。现在没有了。
ArtWorld：那会儿，你每天大概几点出门？
杨一：两点半，一个半小时到。
ArtWorld：经常会有人始终站在那里？
杨一：对。对。
ArtWorld：我记得以前你在唱的时候，身边放一瓶酸奶，那种老式的瓷瓶，现在好像都没卖的了。
杨一：酸奶都是别人送的。现在买不到了，小卖部都给拆了。现在是街道搞得越来越宽，却越来越没内容。
ArtWorld：现在要从街对面过来，都很困难。有没有尝试过在北京重新找一个地方？
杨一：没有必要，其实美术馆都不行了的话，其他地方更别提了。
ArtWorld：现在大概多长时间去一次？
杨一：没有以前多，但是现在我也经常去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一个人呆着就可以了。
ArtWorld：有没有以前看过你唱歌的人又认出你来？
杨一：当然有。现在唱都是次要的，现在那里很冷清，自从美术馆装修以后。
ArtWorld：有没有人过来跟你聊聊天？
杨一：我从来不主动跟人聊天。
ArtWorld：你觉得最大的变化什么？
杨一：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。
ArtWorld：你不是说现在去的次数没有以前多了？
杨一：以前次数多，是因为，你在北京除了在美术馆唱歌，你不认识人。所以那个地方是你的寄托，现实和精神上的寄托。现在，可能就是说，现实上的寄托，我不用寄托在这个上面了，但是我精神上的寄托还是在那里。以前，有很多人听歌、给钱，解决了我生存问题，现在不用了，但是我的精神寄托还在那里。昨天，我还去那里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在那里弹琴，很舒服，可能人家也不认识我。我觉得这样很好。
ArtWorld：谈谈你昨天去美术馆弹琴的感受吧，10年后你的感受？
杨一：一开始你是渴望人家来围观，这样你能赚到钱，你可以说那个东西是为了让别人围观所以要有一些表演性质，但是你发现这是不长远的，就像当时我随便唱，也唱别人的歌。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唱别人的歌，你不可能长时间地做下去，只有比别人写得好，你才能在那里坐着。现在，我不会离开那个地方，但已经不是为了赚钱，我把那里当作一个观看社会，思考的地方。
ArtWorld：就是你的后花园？不要考虑很多。
杨一：是，我在那里呆着，不会有人打扰，就算有人过来。人家过来听听，看到我的唱片买一张，就是这样。
ArtWorld：10年只有你一个？
杨一：这个不容易。
ArtWorld：哪里不容易？
杨一：首先，你想，你要生存，生存靠什么？靠你的本事。生存之后还有欲望，有了这些以后你还想要更多，然后你就会有诱惑。有诱惑，你就会改变自己，一改变你就没有自己了。没有自己的话，你得到了一些东西，也失去了一些东西。
ArtWorld：很多人就会离开了。
杨一：对啊，很多人就会说什么”不堪回首”了，就像你让崔健现在唱《浪子归》他不唱，窦唯唱”黑豹”也不会唱，就不堪回首了嘛。
ArtWorld：这又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了，崔健一直在向别人阐述他的一个想法，他不愿意唱老歌，他就愿意唱他新创作的，他希望别人来理解他新创作的歌曲，但是你在接受访谈的时候，在你自己写的文章里，你一直说，有一些老歌，你永远都愿意唱。
杨一：对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最一开始创作的时候，动机很明显，就是为了泡妞，表现，这个就是很本真的。然后这个东西，突然变成可以赚钱，其实那些歌是他那个时候能够理解的社会，但是过去之后，他不堪回首。所以我觉得，不愿意唱老歌，你现在的东西人家不接受，人家要你唱老歌，然后你就跟”顾客”叫劲（笑）。
ArtWorld：但是，在上海民谣节上，你唱了一些新创作的歌。有些观众反应很强烈，表示不喜欢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因为，我有些歌是能让人安静的，而街头那些，是非常刺激的，能让人一下兴奋的。
ArtWorld：我打个比方，不知道是不是恰当，就像你的很多歌，为了有某种街头的冲击力，有一种小品片断似的场景、结构，甚至语言方面都要往这些方面靠。
杨一：这是肯定的，因为只有那样，那个效果才会好。
ArtWorld：但是那首《站在十字街头的孤独女人》（民人地窖注：应该为《站在十字街头的孤单女人》），好像不是这样。
杨一：是，因为这首歌适合在傍晚的时候，黄昏的时候，很安静的感觉。那是我呆在街头的感觉，那个调子是很平缓的，
ArtWorld：我在想，戴着耳机，放着你的歌，在这样的黄昏，我跑到十字街头，看到一个姑娘……
杨一：就会和我的歌有同感。
ArtWorld：并且会在你的歌的基础上延伸出很多东西。
杨一：我写歌，没有去考虑别人，这么多年，能出来的歌，都是我在街上唱了很多遍我还是愿意唱的歌，如果一首歌我唱了三遍就不愿意唱了，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一首好歌。
ArtWorld：再回来，还有一种场景设定，如果我不是戴着耳机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，我在街角，听到杨一在街对面弹唱这首歌，可能我更愿意看到那样的杨一，而不是只在耳机里听到你的歌声。
杨一：那是最好的。现在在街上很少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人。这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ArtWorld：说说吧，以前你都看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人？
杨一：就是很多无所事事的人嘛（笑）。现在大家都很有追求。
ArtWorld：对，都在。
杨一：说是忙各自的事儿，其实忙来忙去就是忙钱嘛！
ArtWorld：那个时候也有啊，卖打口带的，也忙钱啊，不过可能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呆着。
杨一：那会儿的人，都是为了生存，很朴实的。现在的人一天到晚想的就是买车买房，脑子里很难进其他的东西。
ArtWorld：为什么一直不跟唱片公司签约？
杨一：因为真实的想法没法通过正规的发行渠道，那发行无非就为了赚钱出名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两个并不重要，我不要钱不要名，我不会把我的骨头去掉，变成”冷冻肉”进入”超市”。这都已经不是生命。我觉得，今天所有出版发行的唱片都是把骨头剔掉的肉，已经不是新鲜的了，是加了防腐剂的。人家会说，那你多累呀，那你这样很多人会听不到你的东西。我觉得数量不是问题，而且我觉得唱片这个东西是要一辈子做下去的。
ArtWorld：我觉得你自己做出来的唱片和公司做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
杨一：对啊，如果签了，你进了这个体系，你又不能够控制，你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一个状态，你得不停地走穴。一个音乐家经常在走穴的话，他会变得很不健康。
ArtWorld：但是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一个悖论或者是说不清楚的东西，你在拒绝这种东西的同时，其实别人把你符号化了，贴上了标签–街头。这个东西你怎么看？
杨一：因为，社会很多人都喜欢把一个人定位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就踏实了。人需要这个，噢，你是流浪歌手，你就一直流浪吧；你是街头战士，噢，你是反抗体制。我觉得我一点也没有反抗体制，你没有必要去做，往往好多人就是这么上贼船的。
ArtWorld：所有媒体在说到你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。我今天跟你谈，不想用这个字眼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的。
ArtWorld：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本质。
杨一：我的本质就是我一直都希望的是真实的东西，如果说我闯入了一个城市，或者说闯入了一个时代，一个变迁的时代，我看见的更多的是我不愿意看见的，所以我并不愿意参与这里面的事情。
ArtWorld：你现在的姿态和你的经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
杨一：那当然了。
ArtWorld：因为你也说过，你曾经是进入过这个体制的。说你经商也好，你进入了这个体制，你觉得太操蛋了。很多人没有像你这样，或者说没有第二个杨一，是因为很多人一开始是理想主义，然后发觉身边诱惑越来越多，最后扛不住了。
杨一：对，我正好反过来，很多人理想主义的时候，我是现实主义。他们在上学，好孩子都特别有理想，上完大学，等他进入社会，看到现实是这样，他们的理想体系很容易就崩溃了，很难再建立新的体系。
ArtWorld：所以你的经历很奇怪，很难复制，你不能作为一个成功的个案像广大青年推广。（笑）
杨一：对，很难模仿。
ArtWorld：你听说过有人模仿你吗？
杨一：当然有。但是他们动摇了。
ArtWorld：这十几年你动摇过吗？
杨一：有一点点。不过诱惑也就是这些，车，高楼大厦。
ArtWorld：那你还是很宽容的，你只对自己苛刻，对周围朋友不这样？
杨一：对，我没有任何”你应该怎么样”的想法，都很敏感。
ArtWorld：你这些年，以这种形式，认识了很多人，包括艺术圈，娱乐圈，文艺圈这些人。你觉得和他们交往有障碍吗？还是，比较游刃有余的？
杨一：不会有障碍，我是比较容易打交道的，三教九流的。他们有时候也会拉我入伙做些事情，我觉得这事不行，我不喜欢，我就拒绝。
ArtWorld：拒绝对你来说难吗？
杨一：不难。哎呀，这个东西……咱们还是做朋友吧，别搞的不愉快。
ArtWorld：你喜欢一个人的街头，还是群众的街头？
杨一：我当然喜欢一个人的街头。
ArtWorld：和别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。
杨一：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到达人帮人的阶段……不正常。这么多年了，很多人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在那里唱歌，这么多年了你还在那里唱歌。我告诉他们我完全可以做别的工作，但是我还是愿意到这里来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享受。
ArtWorld：但是他们觉得你过得很苦。
杨一：对啊，我最讨厌他们这么想，认识我的朋友，谁觉得我过的苦了？谁看到过我苦瓜脸，包括10年前，我一直都挺高兴的。从来就这么镇定，可能我的歌表现出来苦，我觉得，那种苦是中国很多人都要面对的苦。
ArtWorld：如果有一天，大家都上街头了，你还愿意去吗？
杨一：那当然，那更要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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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发表于《艺术世界》杂志2005年10月号